汪骢，安徽安庆人，安徽大学中文系77级，毕业后分配到国家商业部，后调入一家中央媒体工作。
作者：汪骢
去年10月中旬，某一天应邀去参加一个会议，到了酒店，会务人员引导走进会场，照例寻找自己的座位，看见一张桌子上立着一个名牌，写着“汪聪”两个字样，照例暗自一笑，走过去坐下。不想紧邻的是一位多年的同事，几句问候寒暄，我指着名牌哈哈说，我的名字写错了。这位老同事马上接话说道，哎，我的名字也写错啦。某某某（会议邀请人，也是组织者之一）跟我同事40多年，也是好朋友，却从来没有把我的名字写对过。他的言语之中明显有一种无奈且愤懑的情绪。我听了顿时心领神会，我们交流一番，颇有类似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感慨。自打我记事的时候开始，我的名字很多情况下都被写错。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写对，我做过，并且现在还在经常做一些“捍卫性”的努力和行动。今天，我就来说一个如何恢复使用自己名字的故事。一个人的名字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？这个题目，足可以写一篇论文。如果非要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，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的形象，是他在社会关系中自立于千万人的符号。很多人都有为自己的名字产生各种情绪的经历，或惊喜骄傲、或愁眉苦恼，或暗自对号、或旁顾左右意在必改之而后快。到了我记事的年龄，父母就告诉我，而且不止一次，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天，我的祖父从乡下派人送来一个红纸包，打开一层，再打开一张折叠的纸包，里面有一张洒金红纸，有毛笔写的两个颜体字“汪骢”。祖父过去是乡村一位教私塾的先生，以学问和性格耿介在方圆几十里的乡里有一些声誉。这个特点怎么形容，仅举一例，父亲曾经对我说，当年他跟着祖父读书，俗称叫“靠板学”，（这几个字，只是因音而写，我知道可能写得不准确，希望在这方面有研究的师兄能够教我。）祖父因为他背书不够熟，多次用红木镇纸打他的手掌心，以至于手掌红肿端不住饭碗。我知道了，那个叫“汪河村”的地方，不仅给了我的血脉延续，给了我自立于人世的符号，也给了我中华文化的底蕴。一路从幼儿园读到安庆一中（都是安庆市当年的好学校），我的名字开始了它独特的经历，给我的感觉却是苦恼多于快乐。因为大多数场合和情况下都被人写错，写成“汪聪”。父母为我悉心保存至今的小学成绩单、中学的各类奖状等等，我的名字大多数都写错了。在各种公开的场合，在与各种角色的人交往的过程中，因为名字写错的缘故，给了我一个很奇特的心理感觉，我有一个跟“我”不一样的“我”。有一次，看姜文的电影《鬼子来了》，其中有一个细节，当问到是谁把人交给你的，叫什么名儿？男主角晕菜了，回答，我，他只说是我。我立即会心一笑，体会到了这句台词的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。“文革”开始后不久，对着住宅院子外面的高音喇叭、锣鼓声、口号声，父亲独坐沉思，突然回过头对我说，你的名字写成那个“聪”也好，省得别人来找我们家的麻烦，在这个时候。我记得，“革命”开始后不久，我认识的伙伴、同学有很多纷纷地改了名字，我家邻居比我大一点的女孩原叫刘诗燕，改名刘红；我的同学彭宜楷改名叫彭卫东；我的表弟邱子宜（我姨妈的儿子），改名邱峰（史载，东晋诗人郭璞说“此地宜城”，故安庆别名“宜城”）。革命的气氛渗入到每一个地方，有一天，我的外公在家里亲自动手“破四旧”，他一个人把屋子里摆放的各式各样的瓷器，首先是条案上“左瓶右镜”，再拿其它，一一搂抱着，走到院子里的角落，扔在砖墙上摔碎，嘴里说着，我们家要带头“破四旧”。瓶瓶罐罐上原来的山水、人物，立刻变成一堆五颜六色的碎片。外公瘦削的身材，光头戴着圆框眼镜苍白的脸容，院子角落一堆瓷器的碎片，“砰砰啪啪”清脆的破裂声音，至今我还能看见，也还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脑海里。一直在别扭和不快之中，时光在消逝。名字第一次给了我舒畅高兴的感觉，是进入初三年级的第一学期（恢复提倡读书的短暂时期）。我是学校团委宣传委员，被认为是学生干部中比较得力能干的，指派到一个比较难搞的班级，协助班主任老师工作。班主任老师是“文革”前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，上他的课，按照现在的说法，那是一种艺术享受，宛如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大餐。至今我们同学聚会，每每都要说到这位老师讲的课，《武松打虎》那篇课文怎么讲的，一众人等绘声绘色地说将起来，手舞足蹈，吐沫飞溅，于烟雾缭绕之中沉浮于杯盘狼藉的包间。安庆一中，百年名校，学校前身为1906年（清光绪三十二年）创办的安徽全省师范学堂，由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倡议主办，首任监督为桐城派后学大师姚永概，先后易名为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、安徽省立第一中学等。有此悠久历史，安庆一中也就聚集了一群有学问的“老怪物” （当年我们学生私下的称谓）：有从北京中科院下放的物理学研究员，北京某大报的副刊编辑，有从名牌大学下来的讲师，有天主教堂出来独身独居的老修女，有过去“国军”军校里的高级教官。当时，很多父母都想办法，让自己的子女进入安庆一中读书。这也是很奇特的事情，窗外是一派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，而百姓的心里却对历史沉淀并且确认的对象念念不忘。班主任老师介绍我，首先在黑板上写了我的名字，汪骢。他写字好看，上课板书讲究布局。那两个字笔触很深，字迹也就醒目。老师说道，这个名字叫的不错，不俗，是有些讲究的。我比较喜欢研究别人的名字。大家也仔细看看，家里有一些古旧书籍的，回家可以查一查。于是，一众人等就从四面八方来看我，眼波流转，笑脸灿烂，向日葵，都是艳阳天下的美少年。喜欢琢磨别人的名字，一些大人物、领袖，也有这个爱好。比如毛泽东。他经常根据一个人的名字，引经据典，谈笑风生地说起一大篇历史典故，并且还问起是否跟某个历史名人是一个家族等等，高兴了，还要给人改名、起名。对我的名字直接并广泛地表示漠视、藐视的，是在我插队当知青的那几年。可以想象，我在各种场合需要写名字的时候，当解释、示范等等都归于无效劳动，所遭遇到的种种难堪，以及由此引起的不痛快，这一切带给我的心理影响，不说也罢。1978年2月，我考入大学，那一大拨人统称为“77级”。当那个如影随形强加给我的名字又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时候，我按捺不住恼火的感觉了，认真想到要纠正这个错误，要恢复我的名字。因为这可是上了大学啊，高等学府呢。我到了系办公室，说明了来意和要求；一位中年男士很认真地说，改名字不是我们系的事情，你需要去派出所办理。办公室的一位女士看了我写的名字，说道，你现在的名字多好听啊，为什么要改呢？这个名字老气横秋的，还有一点封建色彩吧。我说，不是改名字，是恢复我的真名，因为我原来就是叫这个名字的，是他们搞错了。中年男士见我有坚持的意思，于是说道，建议你去“校办”（学生处）去问一下，看他们怎么办。于是我又找到了“校办”，记得工作人员马上翻查了一下类似文档的东西，说道，你的所有档案都是某某地方转来的（插队的公社），组织上写的东西很清楚，我们没有搞错。改名字就是改档案，必须要当地组织出具证明。当时听了这话，我立即想起了准考证上的名字，是的，他们没有搞错，准考证上贴的是我的照片，名字却不是我的。那次考试，决定了一个人的前途命运；也在无意之中再次决定了我的名字。这在如今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记得，当时我站在办公室的地面上，无言以对，百口难辩，知道说了也是白说。于是，认真考虑去派出所改名。假期回家父亲劝我说道，大学也就几年功夫，一毕业就分散到各地，等到了单位再考虑吧，刚好也是一个人的人生起点。父亲言之有理，何况他一直是做党务组织工作的。我不知道，大学四年同窗期间，我顶着“汪聪”这个名字给别人的印象是什么？大家又哪里知道我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？
1980年代初，北京第一座人行过街天桥位于西单，不远处即是商业部
重要的事情又出现了。毕业了，当我拿到组织上打印好的工作派遣证的时候，持证人名叫“汪聪”，报到单位国家商业部干部局。因为在校期间，读了几本欧美现代派小说，对于个体在社会关系中自我确认的问题，“荒诞派”文学有很丰富、很深刻的表述和描写。我当时对此感同身受。1982年春节，初六过后第二天，我启程赴京报到。母亲特地给我制了一身“行头”，如此打扮：三接头黑色皮鞋，一套“的卡”灰色中山装，黑色围巾，外加一件新的军大衣（40年之后观摩当年的照片，喜感、滑稽感、陌生感），这是当年一个男青年流行的标准装饰（以后，我了解到，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，国人衣饰服装还比不上30、40年代之丰富）。报到第一天，为了工作证上的名字问题，跟干部局一位分管的副处长戗了几句，如今想起来，总归是因为我不懂事。副处长是一位很漂亮的女士，她神态严肃、不容置疑地说，汪聪同志，工作证的名儿今天就这样了，工作证必须现在办，没有证你明天进不了这个院儿。至于改名儿的事，你得先去改户口本儿，再到我这里改工作证的名儿。（出了干部局的门我就想，漂亮的女士好像应该都是待人和蔼可亲的，这个模样只能在电影里看到。）我的具体工作单位是商业部糖业烟酒蔬菜局综合处。处长老D是苏州人，因为妻子是北京人，老D就讲一口苏南口音的京片子，语音软糯，却着意地蹦出儿化音来，听起来颇有意味，他人长得身材颀长，深目隆鼻，面容清癯。我的上司老D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在我走入社会的初期，对我关心有加、帮助颇多，尤其是两年之后，我执意要调离商业部，遇到了一些阻力，我的上司老D伸出援手，帮我跟干部局沟通，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激，不时怀念。上班后不几天，就有人告诉我老D的一些背景故事。老D“文革”前“人大”会计专业毕业，是局里、部里领导们倚重的大笔杆子，多年来给平行的部、委、办，给国务院分管领导的文件，大多出自老D的手笔，但老D却不是共产党员，在国家部委机关，也是极少的个例了。老D的妻子是著名的教会学校北京“贝满”女中的毕业生，他们是“人大”的同学。老D的妻子比他进步快，职务高，当时已是一个业务局的副局长，我们就喊她J局长。因为在一栋大楼，老D的妻子开会、办事不时地路过我们局，走进来，先问候外间办公室的几个人，然后走进里间办公室，在老D斜对面的沙发上坐一会儿，什么也不说，静静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工作。老D嘴里咕哝着妻子的名字，也不抬头，说，J德敏，你有啥事儿啊？J局长说，干嘛，不能来看看嘛。有时候，J局长看见老D在写字，就把双臂伏在办公桌上，凑近去，也是静静地看，脸上满是笑容，在众人面前，毫不掩饰她对老D的欣赏之意。老D写得一手端庄刚劲的小楷，自己说是童子功。有此特点，老D给上级呈报批复的文件，就极有规格的用毛笔写字，铁钩银划，看上去有字帖的感觉。老D有些不耐烦，说，J德敏，你赶紧走吧，忙你的去吧，我这里忙得很啊。J局长笑着揶揄老D说道，这个大院里就是你忙吗，大秀才，臭老九的脾气我看也是难改。待J局长走后，老D却又放下毛笔，手指夹着一根烟踢踢踏踏地走出办公室，边走边转过头对我们说，J德敏一来，我头都痛。我们几个人却看到，老D说话时却是满脸的笑意。有年纪大点的女士就回应道，人家看看不行嘛。于是，几个人就哈哈笑了。在商业部待了两年，我跟着老D多次出差，在北京各处机关办事，俗话说就是一个“跟包的”。比较重要一些的就是跟着老D去中南海开会或汇报。我记得1982年5月，要召开全国蔬菜工作会议，落实制定的城近郊区普遍种植蔬菜以保障市民生活需要的政策。这个文件以及各项规章的起草就出自老D的手笔。会前，要跟大领导汇报。我跟着老D坐进一辆青灰色“伏尔加”轿车，出大门右拐掉头，径直走西长安街，六部口十字路口左拐，沿着红墙开出去一段进入中南海。这样的会议都是部长、分管副部长带队，几个相关的司局长跟随，但汇报具体情况又都是办事的处长。那一次会议是姚依林副总理主持。我们进入会场时，人还没有到齐（农、林、供销、交通、工商等相关部委参加），老D很熟练地找到最后一排的一处角落，坐下，手臂叠放在肚子上，双目低垂半闭，跟谁都不说一句话。因为他这副模样，搞得我有些紧张，不断地东张西望，担心此时大领导要招呼老D什么事，我在旁边清醒地坐着，成了替他望风的了。老D听我说了名字的事情，提笔写了两个字，端详一番，在“骢”字上画了一个圈，说道，蛮好蛮好，当然还是这个字好。
1980年代初六部口大街，右边就是中南海红墙，沿墙往东南依次是：北大红楼、北海和南海子、故宫护城河和城墙、五四大街、景山，是一条四季都很美的路线，百走不厌，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缩影
我办事性子比较急，第二天就跑去辖区的派出所，以为很简单，却又吃了一个闭门羹。得知我是商业部的，给予的规格还算高，所长亲自接待了我。所长靠在椅背上，在一束斜阳的光柱里眯着眼睛说，你得先拿个证明来啊，不然的话，怎么证明你是商业部的人呢？你先回吧，让你们保卫处给开个证明，啊不对，你们是干部局。大家都知道，开证明，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生活中都有的经历，什么证明这个、证明那个，五花八门不一而足，有关部门乐此不疲，互设机关，互设门槛，说到底是各谋权益。一直到2015年5月，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，还斥责有些地方主管部门，因循守旧，衙门作风。晚上下班回到宿舍，跟同居一室的老Z说了情况。还没等我说完，老Z就显出一脸的不屑的表情，哈出一口气，坐在椅子上，双手合拢插进自己的两腿之间，再弯下腰来，两只杏眼黑白分明直直地看过来，语气十分地诚恳，说道，我说小汪啊，你呢……书读过不少，可是都读给脚后跟了；人也还聪明，可是到了实用处就抓瞎。一口的东北口音，一手打一手摩挲，软刀子杀人不见血。我听了，停止呼吸，胸膈憋闷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老Z不止一次地这么说话，对我这么说，对同宿舍其他几个人这么说，进而对一走廊单身宿舍刚毕业的大学生也这样说。老Z是何许人也？老Z非老D，其实不老，才1949年生人，不是10月1号，可是后来他自己改成那一天，其用意和用心昭然若揭了。高二那年去内蒙古插队，种地放羊凡6年，后去山西阳泉煤矿，当过井下挖煤工，后抽调文艺宣传队，又到矿上工会当干事，如此又是4年。必须要说一下老Z的形象，虽是东北人氏，却是二短身材，皮肤白皙，脸若银盘，还生得了一双女性似的杏眼，弯弓眉元宝嘴。分到单位认识了没有几天，老Z就在众人面前说，从小就有大师高人说了，男人女相，此乃大福大贵也。老Z是标准的干部子弟，其老爹“文革”前就是山西某地的行署专员，老妈是吉林省某市卫生局的局长。老Z其生也晚，因为他多次说，我其司（实）应该出参（生）在世纪初年代，也是一代党和国家的开创人之一了，再不济也生在20年代，投笔从戎，现在也是军、师一级的政委了，怎么如今混到这个份上，跟你们这一帮小狗仔子住单身宿舍呢！我们二十四五岁一干人等听了，咂巴咂巴嘴，七嘴八舌地说道，那不一定，也许你早成为烈士了，我们小时候向英雄纪念碑献花的时候，心里想着，是你的鲜血染红了红旗的一角，变成了我们脖子上的红领巾。有人说，我们看着你就有点像政委，这么着，为了实现一下你美好的梦想，我们就推举你当政委，单身汉团的政委。自此之后，老Z外号就叫政委。那些年，商业部分来的大学生大多住在三里河靠近国家计委那一片，是办公室改造的集体宿舍。老Z是某重点大学经济系77级的，学生会主席，在校就入了党，是带了帽子（重点培养对象）来的。下班之后，一帮单身汉都聚拢到我们这间屋子，经常的情景是，老Z站在房子中间，我们都坐着，听他白呼。老Z在各方面确实比我们高出一大截，社会经验丰富是当然的了，他知识涉猎广泛，读过很多书不必说，还多才多艺，歌唱得好，手风琴拉得好，笛子吹到接近专业水平，乒乓球打得好，俄语具备听说能力；对于党史国故、名人珍闻也知道不少，常常随口就来，让听者为之一惊。老Z还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，他特别强调在年轻的时候要认真读几本马、恩的代表性著作，说道，在一个以马、恩理论作为立党立国之本的国家，不了解这个理论到底怎么样，那这个人始终是糊涂的。在他的影响之下，我读了几本马克思、恩格斯的原著，其中有《路德维希·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《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》等。老Z对文学和艺术涉猎之广泛、读解之丰富，让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的很吃惊。我跟他认识的当天晚上，老Z就说，小汪啊，你背唐诗宋词的上一句，我接下一句，看我能接你多少个来回。颇有叫板之意。结果，几轮下来，我不行了。我不服气，说，中国古典文学非我所长，我喜欢外国文学。老Z说道，外国我不敢说太多，咱说俄罗斯文学吧，随你说哪一部作品，哪一个作家。结果，一个长长的书单带着作者、作品和主要人物的评价，足足让他说了半个多小时，单就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就把我镇住了，我没有读过。其间，周围围着的人多了，北大的、武大的、厦大的、上外的，老Z说得更是兴起，在电唱机上放上唱片，“柴五”“肖五”轮流播放经典片段，配合他神采飞扬的讲解。末了，老Z眼睛平视前方，说道，我观察好久了，我能为帅，而尔等只能为将。武大毕业的正喝着啤酒，举一举酒瓶子说，OK，就这么定了吧，但苟富贵勿相忘，我指着你封妻荫子呢。厦大的说，咱们是不是学一下，今夜来个歃血盟誓。上外的说道，啥意思，你们是想造反吗。老Z没有接他们的话，又说道，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如今，不想当部长的科员，就不是好科员。过后，武大的私下跟我说，老Z这王八蛋有臆想症，或者叫领袖情结。我说，癔症不癔症的，难说，如今正是用人的时候，老Z不是池中之物，又有家庭背景，看发展吧。当时，老Z听了我说了情况，照例先把我损了一番后，说道，你这点破事儿，我遇到过多少。派出所那帮家伙，一听说你是商业部的，早就想巴结咱们呢，正好，咱也何不就汤下面，日后也用得着，孩子入学、夫妻调入办户口啥的，我这一段就为你嫂子办调动的事儿，去过几趟派出所。七八个公章，抵不了一个老乡，你改了户口上的名字，又建立了一层关系，可谓一石二鸟。我问道，怎么才能一石二鸟？老Z无声地一笑，说道，你守着金窝银窝却拿不出玉米面窝头。看我没明白，老Z说道，糖烟酒蔬菜局，吃素的吗？我明白了，说，托人买烟酒送礼，进货价。嗨，我还不如找干部局开证明呢，花那个钱。刚毕业，我的工资加上几项补贴之类的，记得是63元左右（那时候，乘坐地铁1毛钱，不限站随你坐多远），买两瓶好酒也要十多块钱吧。老Z摇头，笑道，一根筋的思维方式。看来你对你们局的情况还不了解，你们局是部里数一数二的大局，有9个处室对吧，单是那酒类处，就管着全国的酒类生产计划、调配、库存、评级等等，还有协作外贸部做酒类商品的进出口贸易，每月有多少各地的样品酒送进来。这下我听懂了。糖烟酒蔬菜局除了文字上标示的行业，还有小食品处、奶制品处、干果处，我办公室的抽屉里不间断有这些东西（小包装）。但是，局里有规定，除了业务工作的需要，样品酒是不准动的。我沉默不说话，尔后才说，我拿几包奶粉、几包干果也行吧。老Z呲了一下嘴巴，咋咋有声的，说道，我说小汪啊，不大气，你这样以后怎么挑大梁，有道是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，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。人家在四川饭店（位于西单商业部斜对过的小街）请吃一顿饭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，喝什么酒你知道吗。你自己琢磨吧，我也只能说到这里，怎么办是你的事。我所在的办公室东边的窗户能俯视繁忙的西单路口，远处可以看到六部口大街。第二天上班，等工间操期间几个同事都出去了，我走进老D的办公室，说了一下想法。老D不抬头，待他听明白了，抬头盯我一眼，把毛笔放在笔架上，说，小汪，你才上班几天，怎么就学会了这一套猫猫狗狗的事情，啊，是谁告诉你的，你是跟谁学的，啊？我很吃惊，据我观察，老D是一个性格比较随和的人，这样严厉很少见。我解释说道，就是想搞好关系，一举两得。老D点燃一根烟，吸一口说，我们是中央国家机关，这样子提着酒瓶子去求人，丢人吧，我都替你丢人。你有事，我可以帮你说话，干部局的Y局长是盐城人，跟我很熟啊。我听明白了，马上站起身，说，处长，您批评得对，这个事情我考虑不周，也不对，还是走正常程序吧。当天下午快下班时，干部局电话叫我去取开给派出所的介绍信。我走进院子的另一座大楼，在大厅等电梯的时候遇见了J局长。她一看见我，就招手让我过去，引我走到大厅的一角，神态很关注地看着我，好一会不说话，我立即知道是什么事情了，心里直是叫苦。J局长说，中午吃饭你们老D跟我说了你的事儿，老D那样说你你不要往心里去，他这个人不懂这些事儿，是个老古板，那些送来的酒算个什么，也是给人喝的嘛，到后来也都不见了，自己人能用到办事的地方有什么不好啊，我说老D了，他会帮你办的。末了，她用一种专注的眼神看着我，轻叹一声说道，你们一帮年轻人，远离家乡父母，一个人，什么事都需要靠自己，不容易啊。我记得，那是一种母亲才有的眼神，心里有一股暖流涌动。J局长说，我大儿子去年考上了北大中文系，以后要向你多学习。我赶紧说，了不起，那是高材生，我应该向他学才是。J局长说，回去吧，不要想太多了，老D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，他还是很欣赏你的。我看着她走去的背影，心里想，什么叫见微知著，什么叫理解人、会用人，这就是，J局长就是。又想，特么的老D，你老婆就是比你强，就你这犟头，干到处长也就到顶了。回到办公楼，楼厅间已是人流迤逦，笑语嘈杂，到了下班时间，每个人几乎都提着一个网兜，里面是中午在食堂买的食物，有熟菜、有半成品菜，单位食堂物美价廉，一份红烧肉（全都是肉）分量很足，0.15元，一般的蔬菜5分钱。那两年，有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出差、旅游来北京，赶上跟我一起在单位食堂吃饭，无不惊讶饭菜之好、价钱之低。走进办公室，外间的人都走了，老D见我进来，远远地，靠在椅背上看着我不说话，我磨磨蹭蹭一会，转念一想，就进去对老D说，刚才J局长也批评我了。此话一出，老D就笑出了声，说道，哈哈，小汪你真会说话，哈哈。而且，老D说着就变换了神态，低眉顺眼的，脸上竟然浮现了一些羞赧的红晕。我观察到了，心里一动，想，哎，老D真是一个好人。老D很优雅地边穿外套边说，你去找酒类处的L处长，啊，认识吧，我已经给你说好了，你去吧。带着两瓶酒，在民族饭店前面公交站等公交。一个月后，我买了第一辆自行车。为什么说第一辆，因为北京当时流行“被偷车”，在购买第一辆小轿车之前（1997年4月），我记不清被偷了几辆自行车。当时这俩“永久”，凭票才能购买，是我家一个远房的亲戚，印尼归侨，她的亲戚从国外寄钱，每一块钱给一张外汇券。我去看望她，带了一条大前门香烟（市面上节假日凭票供应，也只有一两包），让她老人家喜出望外，一高兴，就送了我100张外汇券。我用120元钱，再加100张外汇券，在西单商场出口商品专柜购买了一辆“永久”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需要登记排队购买（大半年到一年时间）。等公交车的时候，因为没有经验（应该用报纸包装起来），那两瓶好酒在网兜里露出来的著名商标，引得周围等车的人不断地侧目而视。
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使用的外汇券，在当时的黑市上，有倒卖外汇券的，属于违法行为
1980年代初，北京西单商场凭外汇券才能购买黑白电视机
回到宿舍，老Z见我就问，怎么样，得了吗？我点头。老Z看我带回来的两瓶酒，他弯下腰来，手抚摸着商标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结、消失。老Z眼睛看着地面说道，我说小汪啊，我在回来的路上就想到，你不会就拣两瓶一般的好酒吧，你不知道十大名酒是啥，我担心呐，可不，这还真让我担心着了。我不明白，说道，这酒不好吗，汾酒，泸州老窖，外面肯定买不到的。老Z叹气摇头，说，你看你呀，好不容易开口，求爷爷告奶奶的，你咋不拿那个五粮液、茅台呢？我想起来，当时地上、桌子上、柜子里，五彩缤纷挤挤插插琳琅满目（对酒我完全是一个外行，即使到今天我还是不会喝酒，滴酒不沾），在匆忙之中扫视一遍，我拿了有印象的两瓶，也确实看见了五粮液，脑子一闪念，觉得太贵重了，没敢拿。知道五粮液，是因为1980年代初，这酒的名字如雷贯耳，有人说分房子找管事的说情，拿两瓶五粮液送礼，基本就成事了。正在为老Z说的话恍惚，又听见老Z用戏谑的口气说，书呆子在哪儿呢，就在我们宿舍内，就在我们身边。停顿一下又说，哎，这么的吧，你去派出所也没必要都给两瓶好酒，我跟你换一瓶吧，过几天你嫂子要来，我刚好想着要请客啥的，你看行吗。我脑子急转弯，明白过来，说，行啊，你说这么办行就行。第二天上班，我从宿舍直接乘车去派出所。这回我知道了，事先用报纸包好两瓶酒装进挎包。因为提前打了电话，进门见到所长，就有了心照不宣的意味。所长满脸笑容，连声说，小汪你真客气，太客气了，不用这么客气，请坐请坐。我观察到，所长看酒的时候，跟老Z一样，也是低头眼睛平视，用手抚摸着酒瓶子上的商标，眼睛里有太阳的两点反光。所长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压着很多照片，他指点着说这是谁这是谁那个又是谁。接着说，别看我们这里庙小，可我们管着千家万户啊，这一片住着的大领导、名人有二十多个呢。可不嘛，我想，挨着西单这寸土寸金的地方，能在附近这一圈儿住楼房的，大多非贵既富。所长说，小汪，咱们就是自己人了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就直接找我好了。这话才是问题的关键，于是，我学着京腔说道，谢谢您了，以后少不了有求您的地方。（以后，我跟很多人一样，为孩子能进入好幼儿园、好小学，迁户口、改户口，都没少跟派出所打交道。）管户籍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警官，形象和待人接物的神态都是标准的北京女士模样，说，改名儿啊。从文件柜里找出我的户籍卡片（集体户口）。我说，不是改名儿，是恢复我原来的名字。女警官听了眉头蹙起，撇我一眼，说道，那还是改名儿啊，不懂啊？我说，好好，改名吧，你说改名就改名吧。我写了一个很大的“骢”字，她接过看了，问道，这字儿怎么念啊？我说了。她说，怎么写啊，怪别扭的。我说，我写吧。女警官递过那张纸片（这张纸片到现在还是力重千斤），我用橡皮认真擦去一个字，仔细地写上我的名字，然后，我看着女警官提起户籍专用章，在修改的地方“啪”地盖了一个章（北京话叫盖戳）。一件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办好了。至此时刻，用今天的一句时髦话说，我终于找回了我自己，并且完成了给自己正名的历史使命。这是毕业之后，我在上班一个多星期之内办成的第一件事，对于我而言，其意义不言而喻。我知道，有不少人毕业之后很快改名的，各有其想法和原因。在自己的人生起点、事业起点，老Z对我的影响不可低估。此事过了几天，大清早，我跟武大的在卫生间碰见，两人面壁站成一排，于两道水柱轰然声响之中，武大的声息悠然地说道，一石二鸟，你倒是也成了老Z的一鸟。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，一时却无言以对，沉默着不说话，想到，管它一鸟几鸟，能把事情办了就是好鸟。那几年我们“同居”单身宿舍的一干人等，不仅是我，武大的、厦大的、上外的，无不受到老Z的影响，无不接受过老Z冷嘲热讽耳提面命父兄般师长般的教诲，而这一切的“待遇”，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、迫不及待的、主动请求他指教的，因为我们不懂，不懂人情世故，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，懂这些又是何等的重要。当年在老Z诸多的教诲之中，我印象很深是两句话：其一，不要否认关系以及利用关系现象的合理存在。马克思说，人是他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其二，关键时刻损人利己迫不得已，但是一定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，而生活中大多数人却经常这么做，如果说前者是人性之私，后者就是人性之蠢，切记切记。一年多点时间，老Z就分到了一套小两居的房子。我们帮他搬家，打扫卫生，赫然见到老Z在1983年中期就拥有了彩电、冰箱、双缸洗衣机等，这些当时让人“望而生畏”的奢侈品。在我们眼里，老Z创造了多个第一：第一个出国，随第一批经贸团到访日本；第一批公派英国短期学习；第一个跟随时任总理沿铁路陇海线视察各地；第一个解决“处类”（处长），以后也是第一个升任“副司”。那些年，我们对于老Z当年说的话不再怀疑，老Z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，老Z就是十几年之后的部长。所以，当老Z为感谢我们帮他搬家在新居里请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人的心理有了很大的改变，言语之间有了恭敬的意思，有了一些拘谨，少了以前很多的插科打诨。那一晚的推杯换盏之中，基本就是老Z的侃侃而谈，老Z柔声细语地说道，你们还年轻，机会很多，不要看到这些东西就以为我怎么地了，（他手画一圈屋里的东西）反而是我要加快步伐，不然的话我就没有机会了。老Z搬出去之后，我们联系就很少了。我们几个人多次聊过，“同居”一年多，从老Z那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其中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，但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，都是老师和父母没有教给的，都是社会生活中有用的。以后，我们几个人每隔一两年聚会一次，席间，武大的就学着《孔乙己》一文中的词句（孔乙己还欠着十九个钱呢）说，老Z还没有当上部长呢。又过了五六年，在座的官儿多半是“副局”了，武大的还是学那个腔调，说道，老Z还没有当部长呢。那些年，我也特别关注国家部委领导更新的名字，一直没有看见老Z。2008年之后，我们再聚会，大家心照不宣，没有人再提这个问题了。我们当然感到很惋惜，老Z止步于正局级。我们那一拨77级、78级本科毕业的，分配到中央和国家部委工作二三十年，只要不呆不傻、不犯错误，摸着脑袋基本上都做到了司局级。再后来，我又特别关注媒体有关反贪腐的报道，我相信其他几个人也会这样，带着疑问。终于听到老Z平安“降落”的消息，又听到他合伙几个人办公司的消息。2018年中秋聚会，我获悉老Z如今在洛杉矶落户了，跟老婆孩子一起生活。2020年1月，我跟妻子、孩子开车走美国1号公路，从旧金山到洛杉矶，住了几天，其间还专门去看了一位女同学，但我却没有联系老Z。往往就是这样，对于你一直关注的人，对自己年轻时候影响很大的人，时间越长，越是经常想起，却越是没有见面的动力，类似于“近乡情怯”的意思。那几天，当车子在洛杉矶到处转悠的时候，我特别希望能看见老Z在某一处街角、在某一家超市突然现身……因为，2008年奥运会之后，在三里河一处商厦的大门口，我停好车出来，刚好看见老D，他走路的背影我很熟悉，果然一转身，我就认出来是老D。我跟在后面紧赶了几步，老D转身过来站住了，眼睛直视前方，嘴唇唏嘘蠕动，原来老D是在等他的老伴，对面就走过来J局长，距离我咫尺之遥，J局长步子有点迟缓，她认不出是我了（那个时候他们的年龄已接近80岁了）。我没有喊他们，虽然我心里有一股热浪在涌起，但是，我不喜欢那一套格式化的寒暄，我站在那里，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俩，心里祝福他们俩，我觉得这样就好，也足够了。几十年来，对于名字为什么会长期遇到各种麻烦的境遇，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引起各种各样的事情（还没有说在银行存、取款的事），我的理解是因为汉字改革引起的。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，偏旁的“马”是简体字，而“总”却是繁体字，无论依照繁体字还是简体字的规则，这个“骢”字的写法都是不合理的，而应该写作“驄”或是“马总”。解决我多年的疑惑，获得这个认识，还是2000年初夏，我到台湾担任驻台首席记者期间，入岛之后各类证件的名字都是繁体字，在各种场合介绍我的身份也都是繁体字，而且没有一次出现错误。在台湾跟我1993年在香港的感觉大不一样，我经常一个人在台湾的大街小巷溜达，第一次感觉汉字是那么美，让我驻足看，看不够。很多次我到台湾人家里、企业和团体做客，台湾中年以上的人，听见客人说自己的名字，都是很恭敬地说道，请指教是哪个字？当看见我写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，大多又都是神情释然，说道，了解了解，这个字古诗词里见过蛮多的。或者说，这个名字写起来蛮好看的。汉字的造字法是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四法结合，但是，简体字的改革完全打破了这个法则，造成文字与它的实际涵义指向性的脱节；（我并无意要恢复繁体字，这是一个大题目，非我能力可以说清楚。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中华文化悠久历史在几代人中间的传承和教育的脱节。如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，频繁使用的一些词汇和语句，还很顽强地保留有以“文革”为代表的“文化”痕迹。对此，由于个人名字的原因，我又比其他人多了一些不一样的心理感受，当然也多了一些思考。
作者策划并负责的大型电视节目，播出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
2010年春，我和弟弟（他的名字也是我的祖父起的）陪伴父亲游览黄山，事后又专门回老家看望。那一天上午，有少见的蓝天和白云，阳光很好，我们一行人沿着山路前行，左边青山起伏如奔涌之势，右边绿水蜿蜒有飘带之形。爬上半山腰，父亲不住地喘息，在一处向阳坡地，他指着一处圆丘对我们兄弟俩说，这里葬的是你们的祖父祖母。香烟缭绕之中，我注视着墓碑长久肃立沉默不语，给我生命的人和给我名字的人，如今都在这里，我体会到了生命之重也体会到了生命之轻。 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其诞生和生长都是偶然的，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的家庭和他的经历却对其有必然的影响，而在几十年的职场生涯之中，一个人名字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，所以，中国人对于给孩子起名字从来都是很重视的。名字给你时时处处的暗示，给你激励和希望；在你命运征途徘徊、失落的时刻，在你生命中遇到的至暗时刻，你可以伸出你的手，扼住命运之神的喉管说，你曾经许诺给我的，你是否忘记你的诺言。我的名字从我记事开始，就给了我很多麻烦、很多特别的经历和特殊的心理感受，进入中年阶段之后，我却经常对此怀有感恩之情，除了首先感恩我的父母和祖父母，还要感恩生活给予我的多种境遇，让我体会到了一些别人难以体会到的感受，遇到过别人难以遇见的各式各样的人、各种各样的事，让我多了一些对于大千世界的认知和思考，这种种的境遇和心理都化作了很珍贵的记忆，很丰富、很有色彩，沉甸甸的都是生命的充实感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，在我几十年的职场生涯之中，因为有两个涵义截然不一样的名字，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交错出现，无形之中似乎拷贝了另一个“我”，经常给我提供了一个旁观者观察的视角，这个“我”的所作所为、言谈举止都在我的观察之中，因而就多了一份警醒，多了一份超然，也多了一种格局；从而对于人类自身的境遇多了一番另类的反思和观察。感谢生命，感谢生活。 2021年1月29日初稿
2月3日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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